钱列阳：“捕诉合一”之后对刑辩律师业务的新挑战

2018年9月1日，第三届“刑辩十人”论坛在京都律师事务所拉开了帷幕。本届论坛可谓群星云集，知名专家学者、一线刑辩律师和优秀检察官等共同探讨刑事法领域的前沿问题，即“捕诉合一”对刑事辩护的深远影响。

以下内容根据北京紫华律师事务所主任钱列阳律师的现场发言整理。

很荣幸到京都所开这个会，我谈一下我的看法，捕诉合一意味着逮捕条件会增高，取保会增加，同时不逮直诉，这样的案件会越来越多。以前只要不批捕，就取保，就是不诉或者是缓刑。现在“捕诉合一”了，减少了审前羁押，但不捕直诉案件可能会有所增加，所以“捕诉合一”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了起诉案件的大规模减少，这里面的好与坏、对与错、利弊得失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我们等待一段再看。

▲钱列阳律师

但是作为刑辩律师，我想谈几个小问题，供大家参考。当我们把这个案子接过来以后，由于我们提出了取保候审申请，然后批捕的公诉人看了以后，觉得案件证据的确还不成熟，最后不批捕，我们的当事人就取保成功了，这是不是我们就大功告成了？不一定。因为这个时候不捕而取保的含金量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一定再是不诉或者是缓刑的代名词了。很多案子恐怕还是要走向定罪，这种定罪后再羁押的方式，以后有可能会多起来，律师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，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，比如取保候审，被告人出来了，他要直接阅卷，被告人本人有没有阅卷权？案卷里面就有证人的电话、住址和个人信息，被告人对律师提出阅卷权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

第二，被告人直接要求我们律师再去找某某证人取证，因为检察院和公安局取的证据不对，律师是拒绝还是接受呢？

第三，被告人如果自己直接去找证人核实所看到的证言了，由此发生了矛盾冲突甚至社会危害后果，这个怎么解决？我们律师有责任吗？

第四，被告人出来以后，脱保躲藏起来了，只与我们律师单线联系，司法机关找律师询问住址，律师有保密义务吗？这个时候律师该怎么办？

第五，被告人脱逃了、自杀了，或者被杀了，律师没能保证取保申请承诺的被告人行为，该承担什么责任？作为被告人，他脑子想的不是司法公正，而是自己利益最大化。如果当事人是在押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如果取保了，他会权衡脱逃和服刑的利弊。这种情况在香港，发生了很多次。上次我们开研讨会，香港一个律师就讲，见了被告人以后，上午开完庭，下午接着开，下午人就没了，晚上电话告知说人已经在珠海了，说谢谢律师过去的工作。

趋利避害是人性本能，当事人被取保的状态下，永远想的是自己利益得失的权衡问题，一旦被取保，委托人和被告人脑子根深蒂固就是，等着十年的徒刑我受不了，宁可藏起来，这个时候律师夹在中间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该怎么解决？

再次，以后取保出来被诉的案件，给律师服务的成果和服务的质量有了量化标准。第一，取保出来不诉；第二，诉了以后，能判成无罪；第三，即使有罪，也必须是缓刑；总之不可再进监狱。这是家属和被告人的必然希望和要求。所以最后这样的案子被辩护半天，判处有罪了，处实刑了，甚至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，直接就被认为是辩护律师工作的失败，虽然业内人士可以理解，但是家属一定不这么看。如果全都羁押了，被判十年徒刑，家属认为理所当然，一旦出来了，再进去，落差就是受不了，所以“捕诉合一”带来了不捕只是辩护律师的工作第一阶段，我们面对司法机关的时候，在细节操作的问题上，客户对我们的底线要求只要人取保了，一定不能再进去，这是底线。现实中十有八九家属是这么说话的，我们的案子经过努力辩护，如果最终当事人被判了12年，我们如何对客户交待？

很可能将来面对这样一个局面：律师真的尽了很大的努力，从15年减到了12年了，但是对于被告人来讲，服刑时间是漫长的12年，家属认为你做得很失败，人都出来了怎么又进去了呢？

综上，我认为律师更多的是要想一想如何在跟取保当事人的沟通中，保护好自己，免得被投诉，免得被退费，免得前功尽弃，我觉得这是展现在刑辩律师面前最新的业务要求。谢谢！

转发自微信公众号“京都律师”